朱瑞 整理
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７日下午，在日本横滨，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新加坡联合早报、BBC中文电台、美国之音、自由亚洲电台、自由时报、中天电视公司等在日华文媒体记者和部分中国学者共四十多人，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，回答了大家的提问。全文如下：
达赖喇嘛：解决人类面临的困难，相互认识和了解是第一步。我说过，２０世纪是血腥的、战争的世纪，而21世纪，应该是和谐的世纪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多年，有很多成果，但是，实现真正的和谐，还是有困难的。如果当初的“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”，不仅仅是一个口号，今天，胡锦涛总书记就不需要强调和谐了。我说过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中的“共和”，要通过和谐达成。人与人之间，没有信赖，只有猜忌，达成“共和”是不可能的。唯一的办法，就是通过见面，达到理解，消除疑虑。所以，今天见到你们很高兴，接下来，大家可以提问。
问：首先向您表示感谢，上次您来日本时，我告诉您，我女儿要考大学了，您对她写了一句话，结果，她考上德国柏林大学最好的哲学系……
达赖喇嘛：她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吗？虽然我没有读过马克思大学，但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。（笑）
问：请问您一个历史问题，就是当年您流亡印度的时候，关于这个情况，在中国国内还报导很多，就是当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，在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和策反，当年的真实情况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是完全处于自愿去印度，还是确实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，是不是曾经后悔过？
达赖喇嘛：西藏的动荡，从1956年开始，首先在四川、青海、甘肃，当时不属于西藏政府管辖的藏区。1957年底，蔓延到了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政府管辖区。1957年2月，我刚从印度参加佛陀诞辰纪念活动回到拉萨，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告诉我，东部的昌都已经开始了动荡。美国中央情报局，如果和西藏的动荡有联系，应该在1956年左右。如果我说，达赖喇嘛不了解，也许有人不相信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们问当事人，也可以问嘉洛顿珠。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。
1959年3月17日晚上，我离开夏宫罗布林卡到达印度的穆苏里时，一些藏人对我说，“非常高兴，因为ＣＩＡ的介入，您能顺利到印度。”我说：“你们错了，离开罗布林卡，选择流亡，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。”
后来，美国中央情报局跟尼泊尔木斯塘的西藏反抗军有了联系。英国的ＢＢＣ，也问过此事，我很清楚地讲了当时的情况。1959年，很多藏人在印度的锡金打工修路，后来，有的就去了木斯塘，参加了反抗军，不少的人。后来，我们内政部的官员，亲自到木斯塘，让他们解散，因为这件事，加洛顿珠非常生气。
问：我是ＢＢＣ中文网记者，童倩。我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是什么原因，使您在最近一、两年，比较极积接受华语媒体采访？第二，假如将来，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不在您的领导之下，您认为西藏问题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？
达赖喇嘛：西藏问题的存在，是一个事实，不管北京政府是否承认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时代，我们就开始了努力。1980年，胡耀邦也去了拉萨。当时，我们真的感到很有希望解决西藏问题，可是，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开始向左的方向倾钭。
从2002年到2010年1月，我们跟北京正式接触了九次，但是，除了训诉以外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。特别在2008年3月整个西藏发生抗暴事件之后，中国政府一再指控，是达兰萨拉在幕后操作。我公开地呼吁了世界和中国媒体，抱括北京的官员们，都可以来达兰萨拉调查，我们非常欢迎。
2008年５月，胡锦涛总书记访日之前，我看到了一线希望。因为与媒体谈话中，他提到了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在谈判，而且这个谈判是真诚的。同时，中国朋友们私下传来的信息中，也提到了这次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。后来，还是没有了结果。
因为中共政府的指控，2008年的4、5月份，我的美国和欧洲之行，遇到一部分中国学生，大概两、三百人的抗议。我觉得接触他们是很好的，就找了一些代表，但是，都无法交流，因为他们过于愤怒。从此，我感到与华文媒体接触，把真实情况传递给中国朋友们是很重要的。2008年6月，从澳洲开始，抗议逐渐消失了。后来，出现过零星的所谓的抗议，不过，人数很少，据说，都是当地大使馆召集的，他们唯一的酬劳，就是一顿晚饭，或者午饭。
2008年3月事件发生后，我理解汉人朋友们的关心，一听到官方的宣传，就信以为真。后来，我们通过中文媒体和其他各种管道解释了真相，使海外华人，尤其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，有了理性的思索和判断的机会。
再说你的第二个问题。从2001年起，西藏流亡组织的官员，都是选举产生。我是半退休状态。流亡组织的一些大的政治决定，也是由民选产生的首长噶伦赤巴主导，现在的噶伦赤巴，已经连任两届了，明年，我们会选出新的噶伦赤巴。
我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，也是经过西藏流亡组织的议会和特别大会讨论通过的。当然，不少年轻人发出了独立的声音，在最后，大部分人还是支持了中间道路，特别是民意调查时，得到了境内的很多西藏知识分子的支持。所以，我常说，21世纪，是一个对话的世纪，西藏问题，也该通过对话解决。
读文字的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法，都是非常周全的，但，没有实施。比如，宪法写道，人民有言论自由，那么，现实中，有没有言论自由？
现在，中国境内的很多知识分子，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，一再呼吁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。去年，我在美国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博树博士，他也说到中国未来的言论自由和社会开放是非常重要的。我问他：“跟我见面，你会不会遭到报复？”他说：“不可能，现在的中国和原来不同了，不可能。”结果，他回去后被开除了。
西藏内部的一个实际问题是，藏人活在恐惧之中。汉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感情，藏人也一样。我听到一个消息，说是最近西藏自治区召开了一个私下的会议，参加的大部分是汉人领导，提出了一个意见：未来西藏稳定的一个关键运作，是从幼稚园开始，加强汉语教育；关于西藏的寺庙，也要像汉地一样管理，只留极少数人看管，演变为博物馆和游览场所的性质。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，如果这样，作为藏人，内心一定是痛苦的。西藏的宗教和文化，正在利益全世界，尤其是西藏佛教中关于心性、思维等方面的内容，早已被西方科学家关注和肯定。今年１１月，我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，有一个佛学与科学的对话，这已是第２１届了。
问：我非常尊敬达赖喇嘛先生，您的身体健康怎么样？如果没有您对西藏发生影响力的话，再出现大的动乱的时候，这种动乱非常可怕……只要您在，大家都会慢慢安静下来。
达赖喇嘛：北京搜集的一些情报说，达赖喇嘛得了癌症。我每６个月，在美国和印度，分别做一次健康检查，是不是他们的仪器出了毛病？它们认为我的身体非常好！
有一次，我坐车从印度的菩提伽耶到鹿野苑的途中，发生了小小的事故，后来中共的情报说，这次车祸非常严重，达赖喇嘛的两个肋骨已经折断，从此以后，他可能有很大的问题，尿液还有血。（笑）
总的来说，请你放心，我的身体非常好。我个人的感觉，比如，这次在日本，还有在其他国家访问，就是很繁忙的时候，都没有感到疲劳。在印度也一样，无论接见还是讲授佛法，都非常轻松。印度的一位医生，也就是为我做胆结石手术的那位医生，称我为“年轻的病人”。我说：“你不要这样讲，我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！”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年纪，但是，你的身体状况，是真正的六十岁以下。”
问：我是台湾中天新闻记者，想请教您两个问题，第一，据说中国政府要在中国境内，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下一代的西藏精神领袖，不晓得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？另一个问题，您想过再到台湾访问吗？
达赖喇嘛：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要不要延续，１９６９年，我就公开地提出，应该由藏人决定。达赖喇嘛制度，除了西藏以外，还和蒙古以及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徒，都有密切关系。如果现在我就往生的话，很多藏人，应该还是希望继续达赖喇嘛制度。这就面临一个问题，达赖喇嘛的转世怎么办？是按照历史上的传统方式，还是制定一个新的方式？
我们每年都在印度召开西藏佛教各大宗派参加的年度大会。几年前，就提出了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。但是，各宗派的教主都说，现在不要谈这个问题，因为达赖喇嘛的身体还好，还不到时候。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制度，是五年选举一次行政首长，其实，我在与不在，都没有很大的关系。
从宗教方面看，西藏佛教的四大宗派中，都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，年龄在２０到３０岁之间，他们在宗教修养、学识、戒律等方面，都很完备。应该说，新一代的宗教人员已经出来，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担心。似乎北京的中央政府，比我还操心，其实，他们应该反思，出现两个班禅后，除了给他们增加一些复杂的问题以外，没有任何正面意义。
去年我去台湾，马英久政府面临了很大的压力。开始，台湾的媒体也有负面报道，但是，了解了我所做的事情后，正面的报道越来越多了。未来台湾的方向我不清楚。
问：达赖喇嘛您好，谢谢您给我们机会采访！我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，海外华人。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，落叶归根，达赖喇嘛几十年都没有回家了，不知道您的心情怎样？
达赖喇嘛：１９８３年，我提出了回西藏一趟的想法。为了圆满，１９８４年，还组建了一个筹备小组，打算先行西藏，８５年，我将亲自回去，都是为了不出现尴尬的局面。因为，１９７９年我的第一个代表团到西藏的时候，民众拥挤着欢迎，激动得一片哭声。但是，最终没有成功；１９９２年，为回西藏，我再次做了一些努力；最近一次，是今年玉树地震。四川地震时，我当然也有这个想法，先做了一个捐款，但是，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没有接受。连捐款都没有接受，怎么可能接受我到灾区访问？这次不同，玉树是藏区，如果我能回去，相信对灾民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，除了公开提出以外，一些中国朋友还在北京进行了游说，尽管出现了希望，可还是没有了下文。
如果中央政府公开说，达赖喇嘛随时可以回来的话，当然，我也可以随时回去。但是，彻底回归，暂时还有困难。
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下午，我决定离开拉萨，是因为出现了西藏问题，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西藏。１９８１年，胡耀邦提出了达赖喇嘛回去的五点建议。如果西藏问题是我个人问题，那时，我就可以回去了。但是，我当时很清楚地跟中央说，西藏问题不是我达赖喇嘛个人问题。中共如果不面对这个现实、只认为有达赖喇嘛问题，是没有办法解决西藏问题的。一些西藏境内的知识分子的也建议，在西藏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，达赖喇嘛还是留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比较好。
问：我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的评论记者，我叫三井。听说您提出了一个大藏区的概念，中国政府通过中科院的一位教授，提出大藏区的概念是违反中国法律的。请您解释一下，大藏区和您一直提倡的中间道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？
达赖喇嘛：中间道路，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，藏人除了享有经济利益以外，还应该享有保留自己的语言，文化，宗教，及民族特性的权力，当然，居住在其他藏区的４００万藏人，也应平等地享有这种权益。
所谓的“大西藏”，并不是我们提出的，是中共对我们的指责。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，就提到了全面布署发展包括四川、青海、云南、甘肃境内的所有藏区的思路；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，也提出了共同发展全藏区。如果我讲的是“大西藏”，他们讲的难道不是“大西藏”？
实际上，中央政府已经接受了我们关于所有藏人平等享受权益的某些诉求，这两个会议中，已显露了出来。我在今年３月１０日的公开讲话中，也肯定赞扬了这一点。事实上，他们的关于“大西藏”、“分裂”等一系列指控，都不过是不愿意继续和谈的借口。
在我们双方的接触中，统战部提出，你们所谓的名符其实的自治，到底是什么？希望以书面形式交给中央。后来，在第八次和谈的时候，我们就把《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》，交给了中央政府。但是，他们在回应中，并没有说明我们的建议里哪一条哪一款是违背法律的，哪一条哪一款是不能接受的，只是笼统地定性为：半独立和变相独立。一些从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和朋友跟我讲，统战部的官员，非常官僚，尤其思维狭隘，和他们谈判没有用。
问：我知道达赖喇嘛的英语非常好，您用英语讲演的时候，获得了很多欧美听众的赞同和同情，但是，我了解到，达赖喇嘛在五岁之前，在青海，当时说汉语，上次您用汉语对我们说“民族大团结万岁”，我觉得您发音也很好，说得也很好，我想问，您的所谓母语是汉语还是藏语？为什么不直接用汉语对中国听众，像英语那样，如果您可以讲的话，直接发表讲解，这样，会有更多的人直接听到您的声音？
达赖喇嘛：用汉语跟华人朋友直接对话，当然很好，正如我在日本，也希望能用日语跟日本朋友交流。我在印度住了五十多年，我的印度语也不是很好，只能讲一点点。
我真正的母语是什么呢？是藏语中的安多方言，文字是一样的，是藏文。我们６００万藏人，无论是西藏自治区，还是青海、云南、甘肃，四川的藏区，使用的藏文都是一样的。但是，不同的地方，有不同的方言。正如你们也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一样。在我出生的村庄里，有很多回族，有人会讲汉语，但是，带着非常重的西宁口音。我也会讲一点点，不过，我的西宁话到了北京以后，没有用，没办法勾通。所以，５４年、５５年在北京时，我学了一点汉语。那时，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，还讲了几句。周恩来说：“你的中文讲的非常好。”但是，到了印度以后，那点汉语都忘了。不是不愿意讲，是讲不出来。比如，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”，我能说，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头衔，当时的刘少奇是我的上司；还有“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”。说不定，我能讲的这一点点汉语，比毛泽东的湖南口音还要标准。但是，我的母语是西藏语。（笑）
宋庆玲，她也是人大副委员长，同一个官位，我们有时坐在一起，她跟我讲广东话，我根本听不懂。不过，仍然可以交流，就是，当会议非常冗长的时候，她会从包包里取出一个糖果，给我。（笑）
问：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，邓小平时代，江泽民时代，现在是胡温时代，您觉得共产党对您的立场和态度是不是有所不同，如果不同的话，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？
达赖喇嘛：他们的态度和立场都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应该问他们。我是一个人，现在都没有变。在共产党里面，马克思主义很好，列宁主义是一种极权。如果讲毛泽东思想，５５年以前，很好。１９５６年，特别从１９５７年开始，就变了。毛泽东提出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时，很好的样子，后来，整个情况就变了。
应该是５９年，我到印度时，听到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被免职的消息，很是惊讶。彭德怀不会阿谀奉承，直来直去，刘少奇也一样，周恩来不一样，他不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。公正无私的人遇到了麻烦，狡猾的人平安无事，我觉得出了问题。后来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，全世界都知道，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疯狂的。
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得过诺贝尔和平奖，是社会主义者。他原来和中国很亲密，有感情，他批评台湾，说国民党是反动派。他曾赞扬中国共产党。两年前我见到他时，特别地问他：“现在的中国，是不是社会主义？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不是社会主义，是资本主义，而且是极权的资本主义！”
初期的毛泽东思想、马克思主义，已经变质了，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贪污腐败。如果还保有那种革命精神，就该做到制度的公开化和决策的透明化。在战争年代，可能会有机秘、秘密，但是，现在不是战争年代，这就导致了对民众的不信任。中国境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告诉我，要从反面理解中国官方媒体宣传的每件事情，因为宣传的背后，才是真相。他们还说，中国新闻，只有一个是真的，就是当天的日期。这是他们讲的。一个原来为劳动者服务的政党，变成这个样子，很糟糕。
我在中国的时候，除了北京以外，还去了其他的省份。一些省长、市长，都是党员，很多人参加过红军、万里长征，他们当时为人民服务的心情，的的确确是真的，值得尊敬。正是这种精神征服了我，我提出了加入共产党。但是，有人告诉我，不要急。现在看来，这些人，可能预见了未来，知道共产党会变成一个腐败的党。
我的精神上，现在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。９７年，我第一次到台湾跟连战会面时，就说：“我没有反共”。连战说：“我们反共。”
共产党，为中国革命付出过代价，在这个肯定的基础上，应该慢慢地退休，这是光荣的退休。我这么说，绝不是反共。共产党的早期，是有功劳的，如果能光荣地退休，把权力、中国的未来，交给新一代年轻人，是很好的。现在，他们唯一关心就是权力，整个国家警察和安全系统都在维稳，这是没有办法产生和谐的，只能产生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怀疑。
最近，《中国青年报》上有的文章提到真正的稳定来自内心，还提到国家体制的法治化，都是非常好的。我也看到了温家宝总理纪念胡耀邦先生的文章，不过，听说，温家宝总理的这篇文章，遭到了左派的强烈攻击。很复杂。
问：我是研究政治学的。刚才达赖喇嘛讲到两个班禅的出现，在政治方面添了不少麻烦，没有任何益处，但是换一个角度看，也可能北京希望有两个班禅，这样，使藏人无法相信谁，还可以影响西藏佛教的发展。不过，我觉得还是一个班禅、一个达赖喇嘛，才对佛教有好处，这方面，达赖喇嘛怎么看？
达赖喇嘛：中国官方任命的班禅，其实在藏人中，没有什么影响。连中国政府里的一些官员，也在讲假班禅、假班禅……据说，官方的班禅，到西藏各地时，还要麻烦政府动员朝拜，去的话，会得到一些礼物。而上一世班禅到藏区时，一些官员，因为前去朝拜，还受到了惩罚，和现在的奖励恰成对比。
我常对华人朋友举这个例子：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国家，在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都有不同的民族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文字和语言，但是，他们的民族文化，都保护的非常好，因为印度是一个平等、民主、法治的国家，不同民族之间，相睦相处，印度政府也从未担心过他们会搞分裂。
中共害怕西藏人、维吾尔人是不同的民族，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。其实，不必担心，如果真正变成民主国家，整个机制和决策透明化，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信赖，中国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。我也跟华人朋友讲过，让中国立刻民主化，也是不现实的，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动荡。我个人认为，由共产党领导，循序渐进地实现民主比较好。现在，马上可以实施的就是制度的透明化，不要控制媒体，要法治化。这样，中国境内的民众思考方式，会不同程度的改变。慢慢地，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强国，而这样的强国，才会被全世界信赖和尊敬，可以为世界服务。大家非常清楚一个事实，就是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，都在恐惧；说得远一点，美国也好，欧盟也好，对中国还是饱着一种担心，不是很信赖的态度。
去年，我记得印度总理访问华盛顿时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从经济方面讲，印度落后于中国，但是，不要忘记，印度是一个民主、法治、自由的国家，从这个软实力的角度讲，印度优越于中国。这是肺腑之言，也是一个事实，不能理解为印度总理批评中国。所以，我刚刚讲的，在共产党带领下，中国渐渐的走向民主，是现实的。
我也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里，民主两个字，提得比较多一些。民主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趋势。中国近代历史中，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时，反对的就是极权的满清政府，而共产党，像满清政府一样极权，不是很奇怪吗？建国初期的革命思想，如今都没有了，就剩下了两个字，钱和权。还有太子党，还有这些官员的什么二奶。
问：西藏问题大概分析起来有三个大的问题吧，一个是政治问题，一个是宗教问题，一个是民族问题。那么从政治问题来讲，就是说，如果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问题，中国人民自己也很不满意，这也是事实，但是，是否可以说，社会主义不好，那么，以前西藏的农奴制度，就应该回去吗？再一个宗教问题，中国可以说，从文革开始以来，各地的宗教寺庙进行了很多的破坏，包括西藏是非常严重的，但是，中国人有一个想法，破坏的不止是西藏，中国各地都同样遭到了破坏，所以，不能说，是专门针对西藏进行了这种破坏，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，虽然这是非常错误的，是犯罪，但是，中国各地是一样的，汉族地区也是一样的。这是一个宗教问题，第三，就是民族问题，现在看，世界各地民族纠分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不希望汉族和西藏人再有这个民族纠纷，但是，还是要提倡和谐，但是现在从汉族人来看，比如说，北京奥运会呀和各种问题，使西藏造成了和汉族的很多感情上的隔阂。
达赖喇嘛：我批评的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，造成了中国巨大的贫富差别。社会主义当初所关心是工人、农民的幸福和饥苦，而现在，挣扎在最低层的就是工人和农民，我批评的就是这个，我没有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。
１９５９年，我们到了印度后，就开始了民主化。我们的法律中有一条，就是流亡组织议会中的多数人，如果赞成的话，可以取消达赖喇嘛的权力和这个制度。我可以肯定地讲，不管西藏境内、还是境外，都没有一个人想恢复西藏过去的制度。１９９２年，我们已宣誓，在境外的一切努力，都是为了解决西藏问题。一旦西藏问题解决，所有的西藏事务，会交由境内的优秀藏人承担。
应该是１９８０年，在美国，我见到了一位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的记者，他去了西藏，看到很多照片，其中，有一张，他说，是布达拉宫里的一个照片，上面有一个人的头盖骨。他告诉我，中国的官员解释，这是达赖喇嘛喝酒的碗，他问我：“是不是这样？”
我竟然一时无语。因为，我不相信，天底下还有这种谎话！不过，西藏人的生死观和别的民族不一样，有的藏人临终前，可能希望头盖骨留下来，做为供品，这是可能的。可惜，这种误解或者说扭曲了真实情况的宣传，愚弄了不少人。
刚刚你提到的所谓的农奴制，那是因为，他们没有勇气承认，达赖喇嘛和海外的藏人在印度已经实行了民主，因为他们自己是专制制度，也只能说，达赖喇嘛和那些海外的藏人，要恢复过去的农奴制。西藏的过去，究竟是不是农奴制，还有待讨论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恢复过去的制度。中共对西藏曾有一个武断的定义：最落后、最野蛮、最黑暗、最残酷。也不是他们讲的那样，现在，连他们自己也很少这么说了。
你刚刚还提到文化大革命对西藏寺庙和全国文化的摧残，的确这样。但是，还应该知道，西藏那些大的寺庙被摧毁，从１９５７、５８年就开始了，甚至１９５６年，中共的轰炸机，就炸毁了理塘大寺，位于现在的四川甘孜州的理塘县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寺庙。我听到理塘寺被炸时，就对在拉萨的中共官员讲：“当地的民众是无幸的，他们没有办法对你的飞机开枪，对和平的群体、古老的寺庙这样轰炸和摧毁是不应该的。”
再说汉藏之间的关系，不是最近几年，或者几十年才开始，可以上溯近二千年。从我个人来讲，二十四岁之前，我住在西藏。共产党没有到西藏的时候，在拉萨有汉人开的商店，我们称那些老板为“汉人的公子”，非常喜欢他们。共产党到了拉萨以后，我和他们打了九年的交道，这期间，虽然有反对、批评、甚至抗议他们的政策，但从来没有和汉人同胞发生过任何矛盾。１９５９年以后，出现了汉藏矛盾，很多从境内来的藏人，我见到他们的时候，都非常激动，他们称汉人为 “加干”（藏语：老汉人）。我原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，是谁造成的？我们希望和汉人兄弟姐妹和睦相处，回到大家庭，但是，他们一再编造罪名，把我们分割出来。尽管我的代表和北京之间的接触、协商，非常重要。但是，他们去的时候，有时，我开玩笑地说：“好吧，去北京去接受他们的训斥吧……”
追根究底，汉藏民族之间矛盾的制造者，应该是共产党、北京当局，尤其是统战部！是他们不真实的宣传，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。２００８年３月事件发生以后，来自西藏的很多人，见到我时，都谈起他们的感受，比如，到北京、上海、广东等地，找不到旋馆，买不到车票，也订不到机票，他们遇到了实际困难，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，不会理解那种被排斥的心情。去年，一个中国的访问团里，刚好有一个藏人，出国的时候，在机场，因为他的身份证上写着“藏族”，就遭遇了特别盘查，其他人都可以顺利通过，只有他，等了很久，所有的藏人，都在被怀疑。
十年前，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，在西藏内部的一个重要会议上说，西藏的共产党员，只有两个人是共产党信任的。所谓的这两个人，其实，他们也通过一些关系传过口信给我，据我了解，这两个人，也不是共产党信任的，所以，没有共产党信任的藏人。
２００８年西藏三月事件发生后，藏人的感受，很多人都不了解。其实，对藏人的排斥和打压，造成了不管在军队里，国家机关里，还是党员里，百分之九十九的藏人，都开始了表现出对北京政府的不满。社会机制的不透明，是很大的原因，有些朋友跟我讲，在北京，一些非常高的官员，手机里就有达赖喇嘛您的照片，而在公开的场合，他们可能会讲，达赖喇嘛是魔鬼。（笑）
在德里，我见过到印度留学的中国学生，他们说，在中国生存很困难，必须要有两张脸，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假的。所以，我非常同情中国民众，内心想的和口头讲的不一样，民众骗当局，当局骗民众。
今天，希望通过你们和你们的朋友，把我的呼吁传递出去：十三亿中国人应该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权力，有争取政策和政治制度的透明化的权力！我相信，只要中国人真正地了解事实，他们就有能力分辨善与恶，好与坏。如果总是认为十三亿中国人，愚蠢得像小孩子一样，我觉得，是对不起他们。对不对，同意不同意？
听众：同意。
达赖喇嘛：同意？完全同意？（笑）
问：听君一席言，胜读十年书。我是一个汉人，非常相信达赖喇嘛的话，当然不太相信共产党的话。达赖喇嘛谈到跟北京的沟通上，选择了中间路线，并且愿意通过协商，甚至妥协来达成……，实际上，这条中间路线本身，也是一条妥协的路线，却不为北京接受。那么，这条中间路线，是否就是目前达赖喇嘛对中国政策的底线，或者说，在这条中间路线的基础上，还有妥协的空间？如果有的话，将是什么？比如，达赖喇嘛希望回国，现在看来，要长期的回国，达赖喇嘛自己也认为条件不成熟，可以回国看看，如果一下子回到拉萨，或者回到西藏也不可能的话，那么，有没有这种想法，比如先到五台山，或者到其它的地方，做一个过渡，也就是说，妥协的妥协在哪里？
达赖喇嘛：２００５年，我的代表在和北京的第四次谈判中，明确地提出了达赖喇嘛到五台山朝圣的要求。其实，这个想法，我在１９５４年就有了。但是，统战部的回答很清楚，达赖喇嘛到任何一个地方，都不可能是单纯的宗教活动，一定有政治色彩。刚刚讲到玉树地震时，我也公开地提出了回去的愿望。
去年在华盛顿，一位朋友建议，是不是以朝圣，纯粹宗教的名义，到中国访问？我说：“现在，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看成魔鬼，马上让魔鬼到中国访问，是不可能的。”我们要观察中国的政策，一旦对西藏的高压稍微缓和，我就及时肯定，这样，我这个魔鬼的罪孽也许会减少一点。这时候，中国政府允许我去，才是比较合理的。
各位应该了解，我的中间道路政策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，在争取我们合法的权益，除此没有别的。我们这里也有《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》和今年的３月１０日我的讲话，可以看一下，看一看我的罪孽有没有减少一点？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。
听众：谢谢！（掌声）
（朱瑞根据录音整理，提问部分略有删节，已由达赖喇嘛办公室审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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